经历了2003年－2006年连续四年的快速增长，2007年，世界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进入2008年，一方面，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失衡加剧，粮食、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在高位持续波动，美国等发达国家“次级贷危机”的影响继续释放，这些因素将增加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经济运行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性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应对的国际风险不断增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加剧，新兴经济力量迅速崛起
从世界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来看，全球经济失衡具有一定长期性和规律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美国巨额逆差和东亚地区及新兴经济体的大量顺差为主要表现的全球贸易失衡和国际经济体系失衡不断加剧。近年来，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速引起了普遍关注，“金砖四国”（BRICs）、“远景五国”（Vista）、“N—11国家”等描述新兴经济群体的新名词不断涌现，世界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开始显现出一定的整体性。目前，凭借着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以及日益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新兴市场受到国际资本更多的青睐，开始分享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更大利益，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将把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转型带入加速期，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独领风骚的局面将有所松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逐步增强。
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声音日益凸显，新兴经济大国将获得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然而，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权并不单纯倚仗GDP的规模，从经济运行质量、体制的完善性以及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经验，特别是从金融领域的控制力来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将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发达国家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调整、重组甚至是局部的磨合对抗将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嬗变的主旋律。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制衡机制，中国也完全有条件、有必要实现由应对者到参与者、再到设计者的自觉转变，通过在更高层次上、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充分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利的外部保障。
全球化、新地区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共同演绎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
毋庸置疑，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总体来看，全球化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基于全球市场体系以及资源、环境、生态等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利益关系逐步形成。但同时，全球化进程是复杂而多变的。由于全球化自身的矛盾，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势力始终遍布世界各地、各个阶层，除了经济利益的对立，今后，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也将成为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与全球化并行的是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随着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推进，区域一体化将向更高层次、在更广的范围发展，地区主义的力量也将随之在世界范围内逐渐高涨，对区域合作话语权的争夺将成为国际竞争的新内容。区域化和全球化作既相互促动，又相互制约。新地区主义所奉行的“地区至上”理念与全球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有一定出入，这将对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带来更大的挑战。
同时，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本位意识”复苏，积极推行“经济爱国主义”，其实质在于运用国家力量，保护关系到本国经济命脉的大企业，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把“经济爱国主义”作为国家战略推行，这表明全球化浪潮并未完全吞没经济民族主义。由于“经济爱国主义”采用明显的双重标准，因而，集中体现了国际竞争中的国家利己主义倾向。
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化、新地区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这三种趋势将共同演绎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并有可能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利益与经济现实之间形成某种妥协机制，但由于这三种趋势之间的目标错位，也不排除导致在某些领域和国际议题上出现重大的分歧和矛盾，并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严重冲击，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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